《攀登者》:以“小切口”的情感表达激活历史与当下的关联

来源:必博365-js75a.com日报2019年12月24日字体:

《攀登者》:以“小切口”的情感表达激活历史与当下的关联

杨亮


不管是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还是现实题材的小人物书写,故事表达中的人物情感和心理欲求始终是影片展现文化说服力和感染力,突破银屏固有内容呈现束缚,实现心灵共鸣和情感认同的动力和手段。这也是很多影片在选择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的时候,喜欢将历史事件中固有的某些静态的场景予以淡化,或者尽可能地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予以弱化处理,其重心在于腾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表现该时空情境内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一般而言,不管是真实故事的改编还是现实故事的再次呈现,其原有的场景已基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予以再现,所以西方哲人福柯才会这么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也就是说,影片的制作者在选择某个历史年代作为讲述的时代,并将他们的人物故事安放在这些历史场景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以他们自身所在的社会现实为参照系,于是两个历史时空才能实现平稳的贯通和嫁接。因为在观众心理接受方面,很多观影者期待的是“电影故事与现实生活的趋近性甚至是同一性”。

“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一份沉重感,一份负罪感,一份耻辱感,一份社会价值的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1965年,国家登山队队员方五洲在气象学院给学生上课时,一个学生这样问他:“为什么西方登山界有人拒绝承认你们登上过珠峰呢?”方五洲无言以对。他的思绪通过电影镜头的切换回到了1960年中国人第一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的艰难历程:老队长遇难、摄影设备掉落、没有任何影像记录留存……这一切,对于一个有着强烈自尊心和荣誉感的方五洲来说,学生的话语无疑是一句震彻心扉的讽刺,要知道按照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没有影像留存即便登到山顶也不会得到世界的承认,这对方五洲来说是一种“自我的无意义感”,而对于一雪耻辱、重新昂首于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无力感”,一种对国家的负罪感。对于在百年复兴征程中阔步向前的今日之中国,它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如何辉煌的成就,如果从历史深处去追寻,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晶。如果电影《攀登者》记录的是电影与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一种艺术呈现的话,那么这种艺术呈现的精神描摹无疑是中国人民民族自信和意识自觉的一次大放送。而对于今天的很多观众来说,如果影片一味地在讲述民族崛起的历史经验或者历史观念,充斥着浓浓的说教意味,相信他的涵化作用,或者说激起观众对中国50年前民众生活场景认同的情感积淀就会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它没有把“人物的情感、心理作为推进叙事的动力”。

“人对于痛苦经验的深浅,能表示出他生命力充实的程度。”方五洲、曲松林虽在1960年登上了珠峰,可抬不起头的阴影却如梦魇一般萦绕在他们的情感深处,让他们时刻背负着一种对国家、对老队长、对自己的愧疚。在1960年,“不管我们今天的胜利,还是明天的强大,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这句话虽然道出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决心,可是为了救曲松林把摄影设备丢掉,这一无能打破西方承认的规则,作为第一次登顶队队长的方五洲心理无论如何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这就是一种痛苦所孕育出的生命活力和激情。所以说,影片对人物情感和心理状态的刻画,绝非是要我们把头脑中既有的内存记忆拉回到抽象的过去,“而是借助于叙述过去的事件,让当下的元素介入,使得过去的事件脱离既有的语境和时代局限,成为一段今人共享的精神记忆。”

对主流价值的彰显、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对人物心理矛盾的刻写,只有立足于当下人生活的实际状态,不拔高、不贬低,以一种客观、公正、平衡的表达去阐释,人们才会在既有的知识场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并依托这种记忆去识别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中国历史场景中某个瞬间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真实性。所谓的“电影故事与现实生活的趋近性甚至是同一性”说的就是电影在展现历史事件的时候决不能以一种仰视当今生活或者贬斥当今生活的视角来观照观众,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与观众信任度和渴求度相契合的心理认同,将主旋律电影的说教转化为一种与当下主流价值相契合的情感表达,实现“去政治化”的文化变奏,进而将十分抽象的政治具化为一种兼具包容性的、个人主义化的、日常生活化的“有血有肉”的柔魅表达,让观众穿越虚幻的屏障抵达电影故事内容的核心之处。正所谓,“人作为主体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

“如果个人化的叙述视角仅仅限于个体世界,而未能向广阔的人类历史时空延展,那么就很难找到受众的普遍共鸣。”一如影片杨光的扮演者胡歌所说的那样,可能大部分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吧,但我相信所有参加登山队的队员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里,他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死亡应该是非常坦然,非常镇定。登顶珠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在科学、医疗、服务保障等相对落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也就是1953 年,英国登山队曾多次尝试从珠峰靠中国的北坡一侧登山,均告失败的原因,因为付出的生命代价太大,所以从此之后,全球的登山队就皆选择了从南坡攀登珠峰。在电影《攀登者》中中国人却直面不可能,毅然从北坡登顶珠峰,1960年第一次登顶珠峰老队长牺牲了,1975年第二次登顶珠峰摄影师李国梁和徐缨都牺牲了。可不管是李国梁怕连累其他队员割断绳索,还是徐缨凭借着职业敏感以科学的预测助力方五洲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成功登顶,在二人的牺牲那一刻,他们的情感或者心理都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或者说都是一种精神欲求的下意识自觉,丝毫没有半点做作和强力灌输的视觉冲动。通过影片艺术化地逼真呈现,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一个化身,一个形象,一个有血有肉的可见的崇高性与意义感。相对于今天的浪漫爱情,李国梁和黑牡丹的爱情、方五洲与徐缨的爱情或许要纯粹得多,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稍许带有浪漫情愫的爱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爱情观。可以说,爱情在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献身性和道德感,只有融入伟大事业的洪流之中,它才会更具“历史感”、更具幸福感、更具回忆感,进而让观众在无形之中产生一种亲切感和代入感:“为国家和民族的过去而忧心,为今日国家的繁荣昌盛而鼓与呼。”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攀登者》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已非单纯的历史怀旧感和革命眷恋情,而是透视和强化着一种对历史隐喻映射下的深情凝望,这种凝望透过演员在影像中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行动表达,将观众精神层面的心灵触动和情感期许融入自我的“情感框架”之中,进而让观众对革命时代人们行为处事的思想结构和欲望表达的内在脉络有一个深刻地体认和辨识,即胜利者的精神合法性不是时代和历史造就的,而是每一个个体基于自我不言败、不服输的个性品德和国家赋予其实现民族意志的认识自觉、行动自觉和精神自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团队的顽强拼搏精神与抽象的国家力量之间形成了完美的融合。”

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再现民族奋斗史诗和张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旨归的艺术表达形式,捍卫国家荣耀和国家主权永远是其不可忽略的内涵因子,不管是在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永恒的定律。只不过艺术再现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但是“为意志服务,为实现着意志的目的服务”这一拍摄动机是不会改变的。而考量其将“世俗的人性情感与政治情感融为一体”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影片制作者是否能通过一种“小切口”的情感表达将观众的心理认知和思想认知带进国家历史的宏大记忆“内存库”中,实现情感的互融和交融。电影《攀登者》以登珠峰的形式让普通人物来触摸自然界的伟大,来再现普通人的人格与意志,就很容易激活当下人的情感、心理及精神世界,实现历史与当下有效的关联,打破不可跨越的时间疆界,让陌生的“前时空”与“现时空”实现互动和交流,让思想在陌生的时空的隧道中来回穿梭,进而达到凝聚共识、聚拢人心、重塑认同的目的!


作者:杨亮 责任编辑:李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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